虽然学者们不愿意承认，但大的时代背景，必然深深影响他们学术研究的心态和取向。
01
大禹治水，在中国人人皆知。但大禹的时代太过久远。当时还没有文字记录，因此严格来说，大禹只是个传说中的历史人物，和后来的秦皇汉武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，大不一样。
1923年，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：大禹其实不是人，而是虫。大禹的“禹”字里面，不就是一个“虫”字么。顾颉刚认为，大禹是鼎上铸的一种动物，或许类似于龙的形状。后来传来传去，历史久了，就成了人王了。
顾颉刚和其他一些学者，不仅认为大禹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他们还怀疑很多流传下来的古籍不是真的。他们认为，很多据称是夏商周三代的古籍，其实都是战国甚至汉朝人写的，伪称是夏商周流传下来，是“伪书”。既然是伪书，书中记载的事情，当然也就不可靠，只能看作是传说，不能作为真实的历史。
战国汉朝人写伪书的动机，其实不难理解。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期，各家各派之间展开大辩论。汉朝时虽然没有百家争鸣，但“官学”正在确立中。能否抢到“官学”的位子，事关重大。
在这种“名利场”中，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，更能争取人心，就很重要。而把自己的观点伪装成古人的话，显示出源远流长古已有之，这是很好的手段。所以，战国汉朝时期，出现了大量“伪书”。而战国汉朝距我们现在也很久远了。时间一长，很多事情就说不清了。不知道哪本书是真书，哪本书是伪书。
这种真伪混杂的情况，很早就被学者发现。从唐宋开始，就有人在做“辨伪”的工作。到了清朝乾嘉年间，出了一位辨伪大师——崔述。他的文章后来解集为《崔东壁遗书》，是辨伪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。
但崔述在他的时代很孤单，理解支持他的人很少。崔述在孤独寂寞中离世。好在他的著作保留了下来。一百多年后，他的辨伪事业有了继承人。
02
1920年代，顾颉刚、钱玄同等著名学者，在崔述辨伪的基础上，大力拓展了辨伪工作，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学派——疑古学派，也称为古史辨派。顾颉刚出版了名为《古史辨》的系列著作，辨伪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发展。
大禹到底是人还是虫，这只是一个细节问题。顾颉刚等疑古学派的核心观点是“层累的历史”。简单来说就是，他们认为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，是一层层累积起来的。这里面就有伪造历史的问题。
打个比方更容易理解。正常情况下，对你太爷爷，你爷爷当然很熟悉——那是他爸爸。而你多半了解得不多甚至一无所知。你还没出生，他老人家就去世了，你都没见过他老人家。如果，对你太爷爷的情况，你很熟悉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而你爷爷反而不清楚，这就很奇怪了。更奇怪的是，你的孩子，不但很熟悉你太爷爷——他的曾祖，甚至更早的祖先，你的孩子都很清楚——比你更清楚。这就太奇怪了。
疑古学派指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历史，就是这种奇怪的样子。越往后的人，说起上古历史来反而说得越远。西周人只聊商朝。而到了春秋战国，历史就被上溯到夏朝。再往后，到了汉朝，历史进一步被上溯到三皇五帝、炎帝黄帝等远古时代。盘古开天辟地、女娲补天等等传说，更是很晚才出现。如果你能穿越回去，问一个西周人，黄帝是谁，他只会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
疑古学派的解释是，这是因为，这些历史叙述都不是真实的，是后人逐渐编造出来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编造的内容越来越多，历史越近，反而往古代追溯得越远。他们给这种情况起个名字，那就是“层累的历史”，一层层人为累积起来的历史，越往后，累积得越多。历史看上去很漫长很丰富。其实呢，都是假的！
疑古学派的大将之一胡适，说过一句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的话：“东周以上无信史”，意思就是东周以前的历史都只是神话传说，不可信。
可以想象，疑古学派引发了历史学界极大的争论。事实上，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。“疑古派”“信古派”还有试图调和二者的“释古派”，写了汗牛充栋的文章和著作激烈争论，甚至开展过大批判。
论战各方的书，我看过一些，但毕竟是外行，他们到底谁对谁错，我无力分析，只能继续看热闹。这里要说的是，学者观点和时代背景之间不明显但其实很深刻的关系。
03
1920年代疑古学派出现以后，对信古学派，形成碾压之势。这主要是因为，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很先进，远远超过信古学派，说是降维打击也差不多。顾颉刚、钱玄同等人，当时年轻有为，凭借先进的史学理论，和扎实的考据研究，一通猛冲猛打。老先生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纷纷败下阵来。
事实上，从那时起，疑古学派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。顾颉刚也成了中国历史的“学术带头人”，学生弟子一大堆，门生故吏遍天下，在学术界很有“权势”。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贬义。我本人认为顾颉刚很了不起，是开创性的大历史学家。
但是，在种种学理辩论、证据交锋的背后，还有一层更深的背景，那就是1920年代，中国国家和学界的自信心都很低落。国家积贫积弱，混乱分裂。中国人自觉方方面面都不如人。正是在这种情绪下，怀疑古代、否定历史才成为学者研究的取向。他们当然不愿承认这种影响，但从后来多年的发展变化来看，这种时代背景，潜移默化，但很重要。
而且，疑古派虽然是专业的历史研究，外行读者很难理解其中的关键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否定本国的历史，必然导致人心的低落，消减人民的自豪感。本国的历史原来都是假的，都是胡编乱造，谁能开心和自豪呢？
后来，殷墟等地的考古发现，证明了此前被认为是传说的商朝，其实是无可置疑的真实历史。还有其他一些考古和文献发现，也证明被疑古派指认是伪书的古籍，其实并不伪，是真书。
不过，毕竟大部分“层累的历史”，包括夏朝，还没有确凿的考古遗存可以证明，疑古学派的主要观点还屹立不动。不过，顾颉刚等人，已经开始了严肃的学术反思。
04
促成他们反思的，除了各种学术发现和证据以外，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，成为重要的时代背景。抗战爆发以后，虽然初期在战场上中国节节败退，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击，但中国人民的国家观念反而被“激活”了。此前被认为一盘散沙、毫无希望的中国人，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可以说，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关键环节之一。
在这种时代背景下，继续一味地否认本国历史，就变得“不合时宜”了。所以，虽然没有什么人要求疑古派们在学术上作出妥协和让步，但他们自己就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很多极端观点，或者说，他们从原来激烈的批判者、否定者，正在变成中国历史的同情者。他们开始和历史“和解”了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国人民的国家自豪感更加强大。这时，疑古派就更加“不合适宜”了。而且，这时，政治因素介入学术。政府组织了对胡适等人的大批判。疑古派一度有人人喊打之势。顾颉刚作为学术宗师，虽然还有学术研究的机会，但也受到了很大压制。
不过，正因为受到了政治的压制，疑古派是“口服心不服”的。当政治运动过去以后，疑古派就再次成为历史学的主流。不仅成了主流，这时的社会氛围，很类似于疑古派产生时的1920年代，中国人的自信心非常低落。否定本国历史简直成了时髦。
当然，对这种浅薄的时髦，疑古派没有什么责任。疑古派是严肃的学术研究，不是浅薄的时尚。不过，无可否认的是，这时，人们仍然远远不能做到“和历史和解”。
进入21世纪以后，中国实现了伟大复兴。时代背景再一次发生根本性变化。疑古、信古、释古之间的论战仍在持续，但大家都上了一个新层次。
实际上，疑古派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主流——至少是主流之一，对中国当代历史学的贡献非常巨大。他们确实分辨出很多伪书，澄清了很多流传已久的谬误和歪曲。如果没有疑古派的努力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要可笑得多。
但是，毕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证明，中国上古历史有很多是可信和真实的，而不是疑古派指出的那样完全不可信，全是神话传说。20世纪末的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虽然没有终结疑古、信古之间的争论，但也算是系统整理了20世纪中国的众多考古发掘和文献证据，培养了人才，锻炼了队伍，为中国历史学、考古学的深入发展，打下了重要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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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可否认的是，在伟大复兴的背景下，有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骄傲情绪，在学术研究上急于求成、走得太远。其实，从学术角度来说，疑古肯定比信古更高明。经过长期反思和深入研究以后，疑古派早已不再是简单否定历史。他们充分吸收了众多考古发掘的新证据。重要的是，他们对新证据、新观点，持开放的态度。相之下，信古派其实更加固执和“政治化”。
评价疑古派、信古派谁对谁错，我可没有那种学术能力。但明显的是，在伟大复兴的基础上，在自信心全面恢复以后，中国历史学的研究，更加心平气和更加开放包容了。疑古、信古双方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依旧还在，还已经不那么图穷匕见、针锋相对了。换句话说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大家都已经“和历史和解”。
对疑古派来说，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否定历史、推翻历史来表达对国家“恨其不争”的心态。对信古派来说，他们则不需要在学术研究中牵强附会来满足虚荣心和自大感。国家的伟大复兴，已经充分满足了大家的自尊心和自豪感。
接下来大家可以心平气和、宠辱不惊地做学问了。